显然，在这个与西方哲科思维无关的人伦关系体系和道德构建的儒家学说中，“温故知新”并不指更宽泛意义上的温习旧的知识，而是让人参悟人伦道德——回忆过去，反思人事关系，进而得到新的认知。

孔子说的“信而好古”说的是只去探究古人遗留的问题，只相信和爱好古人的言论。而对当代人的创新一律反感，并且都认为太激进。

这两种往前追思的思绪与当代人一切往前看的社会风气截然相反，现代人认为凡是进步的就是好的，凡是落后就不好。以至于进步、先进或形容一个人上进，都是褒义词，相反落后原始是贬义词——当今我们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尺就是是否进步。

人回忆自己曾有的兴盛都会感叹恍若隔世，更别说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里出现过多少世世代代的恍如隔世。

北宋画家张择端用五米多的长卷包罗万有地描绘都城汴京商业繁荣的市景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一瞅处处欣欣向荣，可再细看便知处处危机暗藏。然而宋徽宗却沉浸在国富民强这一片如梦似幻的祥云之中，不愿看穿兴盛背后潜藏的危机四伏，导致南宋最终走向灭亡。

回归距今七百多年的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鸟瞰汴京，喧嚣声油然纸上，繁荣的街巷中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仿佛能听得到画中传出人声鼎沸。视线的注意力被密密麻麻的人与景物分散，便让整幅画的人流、车流、水流仿佛流动起来，让人仿佛看到船行江面、人走木桥、马车前行。画纸悠久而泛黄，更像是夕阳时分，那时那刻人们都像是在赶路归家——人们悠闲惬意，共享繁荣。可是，再细看画中竟然在四处的繁华景象里散布着不和谐的景象，与一派祥和之象相比显得尤为突兀。画中有士兵对岗位疏于职守、官民冲突、马车侵街，仆人奉主子命令废除旧党人书籍等——张择端本来想通过这幅画向宋徽宗展现当时军心涣散、税务冗重、城市管理混乱和政治斗争压迫下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等等乱象丛生的社会顽疾——社会各阶层都处在动荡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宋徽宗却迷恋精绘象征祥瑞和吉兆的画作，虽然能看出这幅画中的用意，但并不当一回事而不愿收藏。又为了表示对张择端画技的赞赏，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

谚语里说“千里之提，溃于蚁穴”，更何况是纵情声色、不沾凡尘的宋徽宗对真实世界缺乏深刻的了解——仅凭这一念之差就足以导致“差之千里”。南宋在金人马蹄踩踏之下节节溃败，不只断送了南宋的气脉活路，也让自己成了阶下囚。最终饱受精神折磨，郁郁而亡。

宋徽宗也用他的悲剧向后世印证了盛极必衰的天道法则，进一步佐证了万事兴盛得如日中天之后必然会带来衰落。而面对这必然会到来的衰落，人都不愿坦然接受，这不！就有一段明末皇帝崇祯面对女真人起兵谋反而急于救国却求而不得的历史悲剧，当时他极力地拯救王朝却使力过度，结果物极必反、过犹不及地让明朝加速衰亡。

因而，面对现实世界，采取过分消极出世或积极入世的态度都会遭来无妄之灾。

人的一生之于历史何其渺小，足够让人喟然兴叹，如同被俘后的南唐后主李煜扼腕三叹，咏诵《虞美人》和《浪淘沙令》——“春花秋月何时了？”和“问君能有几多愁？”，以及“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凡是曾有过的衰败历史，后人总能给予一个“解释”，在历史学里的“解释”看起来极有道理，但不免会有牵强附会之嫌，甚至粗鄙——这世界上，哪有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就这样后代人批判前代人，足足持续了几千年，或许从自己这代往后数的几代人看我们如今的活法也是一大悲剧也不得而知。

竟然不是败局中的人，怎能去说那些自己未曾经过别人的苦的话，还昭然地说出他们在某方面做错了的道理